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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喜欢川普?

文/任小鹏(宗教学博士,旅美学者)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1946——),美国的现今总统,在中国基督徒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他的言行时常在微信朋友圈中被转发、传播。

基督徒们支持川普这不奇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福音派一直都是共和党的重要票仓。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保守的福音派信徒支持立场较为接近的共和党一方,这几乎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基本逻辑。但问题是,为何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川普也能在中国基督徒中获得热捧?

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尤其是基督教还有很大影响力的强国,其政治领袖在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中间获得关注是自然现象。但有意思的是,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群体中,对川普的关注度可能远不及中国。我曾问过一些来自韩国、印尼等国家的基督徒,你们喜欢川普吗?不少人被这个问题搞得一头雾水,觉得这是个奇怪问题。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美国人,美国总统和我关系不大。甚至有个韩国人直截了当说,不要太相信政治领袖。

笔者认为,川普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获得支持,更多是中国基督教内部因素所致,尤其是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中国基督教,自我认同的缺失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诱发的理想投射,是川普在中国教会被热捧的重要原因。

一、何谓认同焦虑?

我们是谁?这是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基督徒和教会也无法摆脱这一拷问。基督徒是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徒以信仰之名的聚集。这是基督教神学对此问题的标准回答。这一回答符合正统神学教义。但是认同问题一旦落入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中,这个回答就会引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比如,现代社会中,基督徒的公民身份和信仰身份如何整合?教会存在于世俗世界之中,教会如何在坚守信仰的同时又能影响世界?如果外部世界不接纳基督教,甚至排挤、压制教会,教会还能带着爱心、温柔去面对外部世界吗?这些问题时常会影响到基督徒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认知。换句话说,基督教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影响到基督教对自身的理解。

与传统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中,基督徒的认同焦虑日益增加。在19世纪之前的基督教世界(主要是欧洲),基督教与社会之间基本上是契合的。社会中全民信教,基督教的信仰理念渗透进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模式塑造了欧洲世界,基督教与世俗生活高度整合。成为一个社会人,和做一个基督徒之间基本上可以划等号。但是近代以来诸多因素,如民族国家兴起、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等,打乱了基督教世界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信仰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步现象,教会对社会的统合能力不断下降,基督教信仰也逐渐被边缘化。在近一百多年的欧美社会中,这一趋势几乎没有逆转。基督教从主导社会诸多方面的宗教,变成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一员。这一变化,极大强化了基督教世界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困惑着西方的基督徒,尤其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也困惑着中国基督徒。

二、主导文明冲动下的无力感

1990年代以来,伴随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基督徒知识分子快速增加,中国基督教以往的老人多、妇女多的局面悄悄发生改变。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有关。

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社会话语权,很多知识分子心怀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雄心和道德理想。但是随着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部环境的收紧,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这一外部环境上的低气压氛围为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土壤。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何光沪、刘小枫等学者致力译介、引入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但是应者不多。1990年代以来,外在公共秩序追求幻灭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对信仰问题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

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其改造社会的文化理想并没有被磨灭,一些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试图将信仰与社会文化改良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年间,赵天恩的“三化异象”和重视文化使命的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教会受到推崇的部分原因。

知识分子天然有关注公共问题的心志,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士大夫,到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这一特质时常被消磨,但是难以被根除。知识分子会不断寻找支撑社会使命和个体生命意义的思想资源。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这一寻找思想资源的过程被引入中国。不论是1920年代左翼激进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30年代以后的国家主义、改良主义,乃至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这些西方学说都在理论和情感上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若某个理论主张,不仅有其社会功用,而且有安身立命的心性价值,其吸引知识分子的可能就会更大。由于基督教的强烈入世性和对灵魂、终极问题的关注,其在1990年代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就在情理之中。